夏老師與我
陳興時
民國56年，我於成大機械系畢業後考上成大機械研究所，當時機械研究所的主流為熱傳流體力學，那時機械研究所有好幾位外聘的客座教授，夏老師就是其中之一。夏教授於研究所一年級所開的課是黏性流體力學(Viscoseflow)，研究所二年級所開的是輻射熱體導學(Radiation)，當時我非常大膽於上下學期各選修了夏教授的一門課。由於我是以第一名考上成大機械研究所，可獲得中山獎學金，但直到開學，獎學金仍遲遲未有下文，後來才知道獎學金需等到學期中或期末才會核發。這對當時已決定不再向家裡拿錢的我來說，只好另想緊急應變辦法，故在外找了五個兼差工作以支付學費和所有生活費用，其中有三個家教，兩個是在專科學校擔任講師，同時繼續參加成大橄欖球校隊多項校際比賽。當時研究所一年級的生活可說是相當忙碌但卻也非常多采多姿，課業成績當然就不太理想，對於夏教授那兩門課的成績也不是很好，皆是低空過關。
民國57年，研究所一年級學期一結束，我隨即去找夏教授，希望他能夠擔任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非常感謝夏老師當時即刻答應。據所知，那時我是第一位請夏老師擔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的學生。當時夏老師給我的碩士論文題目為：二微平板間輻射熱傳分析。在民國57年暑期間，除了繼續兼差工作以賺取學費，我也嘗試開始思考碩士論文的架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月與夏老師討論約兩次，整個暑假共找夏老師討論了3～4次，但是當時的我對於碩士論文毫無概念也不知從何著手，夏老師當時並未直接提及有關碩士論文題目的任何解法與做法，而是提供結構性的引導以及概念方向的指導，一整個暑假下來，腦海裡還是一團亂麻，思考不到論文的核心也看不到重點，我想這是當時大部分碩士生都面臨到的狀況。還好，那時距離畢業，還有將近10個月的時間可去摸索，於是我把家教兼差工作全先停掉，講師部分也只兼一個學校，橄欖球隊更是減少了參加次數以能全心準備碩士論文。但於開學不久，非常遺憾得知夏老師因特殊原因需返回美國，無法繼續在成大任教，當然論文指導方面也變得更艱辛了。所幸，後來改請蘇添壽教授擔任我論文的指導教授，蘇教授與我討論的結果，決定論文題目仍維持夏教授提供的二微平板間輻射熱傳分析。由於當時論文的架構都是由夏教授提出，而突然間要轉由蘇教授來指導，剛開始蘇教授和我都非常辛苦的在摸索題目重心及重點。猶記學校僅有一部IBM1130的電腦，它的記憶體和速度都相當低階，對當時全台只有三部此型電腦來說，已算是非常了不起。在那暑假，我去學習IBM1130的程式輸寫，當時開班每班都幾乎擠滿，還好研究生有優先權，但使用電腦仍需登記排時間，平均一星期只能輪到1～2次，所以在寫論文的過程可說是非常辛苦。最後，在蘇教授的指導之下，終於想到論文的解法，就是運用微分有限元素分析法（FiniteElementMethod）的邏輯。由於國內這方面的資料非常缺乏，故儘管蘇教授非常用心賣力在指導我的碩士論文，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領域有限，再加上參考和說明資料的完整性不足，以致於在碩士畢業論文考試，我以倒數第二名成績危險過關。在大三升大四期間，有機會認識了內人，同時也感謝她在當時的扶持以及協助幫忙整理論文資料，終能順利畢業。但事實上，在研究所學習期間真正能學到的東西仍屬有限。
民國58年，我於中正理工服兵役期間，同時思考了人生的另一方向，最後決定準備考托福並申請德國獎學金。很幸運，兩者皆能順利過關，並非常感謝當時在成大倪超校長以及馮克教授的強力推薦下，於民國59年拿到了德國國家獎學金(DAAD)，並在同年9月底以公費留學生的身分赴德國歌德語文學院就讀為期4個月的語言課程。當時獎學金幫我安排的指導教授是漢諾威大學的ProfessorPester，後來我才知道他在流體力學的某些領域是世界三大權威之一。由於我決定選擇台灣最弱且最需要的東西來學習，於是申請改變科系，研究當時我最弱的金屬材料。
民國60年初完成歌德語文學院課程後，我被ProfessorErdmannJesnitzjer收為學生攻讀博士學位，當時的博士論文題目與金屬塑性變形相關。後來獲知夏教授在民國60年再度返台任教，不久即升任教育部技職司司長，在這段期間我再次與夏教授聯繫上並保持固定聯絡。夏教授對於德國技職訓練體系特別感興趣，並希望藉此能研擬出一系列可讓台灣工業界的工程師和現場高階技術人員能將理論和實務結合而為一的訓練方法，因此夏教授積極深入探討研究，並參考德國技職和工程師的訓練結構與系統，同時了解德國的技術證照制度。
民國60～62年期間，夏老師擔任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時，特別前往德國做了幾次參訪。我記得在民國62年，夏老師特別請我安排與漢諾威大學校長、教授以及其他技職專校一起探討高階工程師訓練，當時我全程陪同夏老師參與討論並兼任翻譯，大家英、德文交錯著一起討論交流獲益良多。最有趣的是，他請我安排德國住宿，當時我並沒有安排國際知名飯店，而是安排了一間純德國式的度假別墅，據事後了解，別墅老闆雖英文不佳，卻與夏老師相談甚歡，夏老師對於我那次住宿的安排印象非常深刻滿意，並表示在別的地方很難獲得像這樣有趣又多采多姿的經驗。記得他在德國的最後一晚，我和內人邀請夏老師到我們的住處小酌一番，由內人準備了幾樣小菜，而我在有限的經濟能力下忍痛買了一瓶當時買得起最貴的酒（BlackJohnnywalker）來宴請夏老師，那時為省錢我和內人是住在一個民家的閣樓上，於是三人就在閣樓上吃喝品嚐美酒配小菜的聊到了半夜，當時夏老師詢問我未來的生涯規劃，我清楚的回答，未來應適合在產業界及企業界工作，即使剛回國可能先做一些研究型工作或是在學術界教學，但是最終我仍會到產業界發展，當時即已定下未來在台灣產業發展的根苗。
民國64年1月完成了博士學位，當時在成大倪超校長和機械所王廷山所長的力邀下，最後決定返回成大擔任客座副教授。由於離學校開學尚有一段時間，所以我留在德國繼續做了為期半年的博士後研究(PostDoctor)，同年七月，我前往加拿大、美國遊歷了兩個月，直到8月底才回到台灣。一回到台灣，立即去拜訪夏教授，此期間我與夏老師一直保持著聯繫。夏老師常帶我到台北八德路某間音樂酒吧深談要如何正確培育具有實務觀念的高階工程人員。夏教授一直很推崇德國的訓練方式，並認為在此系統下才能夠紮紮實實的培養出實在而有基礎的工程人才。
回台灣第二年（民國65年），倪校長力邀我擔任成大機械研究所所長，由於夏教授當時已高任教育部部長一職，所以對成大機械研究所以及所有相關研究都給予特別的支持和輔導，於過程中有關成大機械研究所的定位，夏老師也給予了相當多的指示，人才培育還是要以配合產業界的需求為重心來做全面性考量，同時他一直強調務必與工業界保持聯繫與配合，此觀念恰與力邀我回國的倪校長觀念一致。夏教授與倪校長皆希望產和學一定要有共同的研究平台和技術發展的機制及管道，但是在我於成大任教期間，我發現產業界的基礎能力非常薄弱，故我常與夏教授提及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產業界卻不知道如何正確來運用其長才，其因是產業界尚未達到一定水準，而學校的研究工作更不必多提，當時要產業界自行提出需要發展的技術來搭配研究是很困難的，他們從未考慮到技術深耕問題，而只著重打火解決現場小問題及快速提高產能，至於品質面就更不用多提。這讓當時的我感到非常困擾，因為我一直希望能按照夏老師的期望去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但是就像打棒球一樣，即使我能投出好球，卻沒有一個好的捕手(catcher)能接球，以致於所發展出的技術不能被運用。我那時想了很久，最後決定快速建立一個新平台，做為與業界長期共同合作發展技術之用。
民國67年，非常幸運，在夏教授的鼓勵與支持下，我與嚴慶齡基金會有了機會合作，當時嚴慶齡基金會的董事長楊繼曾先生也是德國留學，並擔任過9年的經濟部長，也歷任台糖的總經理，所以其產學合作理念非常清楚。當時嚴慶齡基金會提供了我幾個研究方向，即鍛造技術、模具技術、鑄造技術或是熱處理技術，建議我選其中一項做為切入點，衡量當時台灣汽車工業正處於萌芽階段，而台灣也正全力發展汽車零配件產業，那時都是一些小企業，而鑄造工業似乎在汽車製造業領域已有些小規模，於是選擇鑄造技術做為切入點，也獲得嚴慶齡基金會的支持，在成功大學籌組了慶齡鑄造中心，這過程中給我最大支持和鼓勵的就是夏教授。鑄造中心於草創初期並不能獲得多數成大教授的支持和同意，因大部分的教授仍認為應以教學為主，無需花費太多時間與業界做無謂的合作（因差距太大）。但我還是全力依照夏老師的期望，參考德國產學研究合作模式去進行，在過程中，獲得吳舜文董事長全力的鼓勵與嚴慶齡基金會的財務支持以及夏老師在觀念和方向的指導。台灣鑄造業界，推廣球狀石墨鑄鐵製造技術，尤以曲軸鑄造技術最為困難，當時一時間卻成為風潮帶動大量的學界與產業界串聯與合作，在那階段是產學初步合作的最好時機，當時在台灣公立大學相當有名的兩大工業研究中心，一個是台大嚴慶齡研究中心，另一是成大嚴慶齡研究中心，南北各一皆由嚴慶齡基金會支持。
在此期間，倪校長退休，由王唯農校長接任，在王校長接任的第二年，由於我同時兼任機械研究所所長、青商會會長，又要籌組慶齡中心推展全國鑄造技術的深根以及產業深化的工作，過度積勞而得了肝病，住在當時的逢甲醫院。住院期間我體認到人體是肉做的，必須有所取捨，故毅然決定全心回到工業技術領域，並辭掉行政職務。出院時，我想把此想法和未來的規劃與夏教授商量，但不巧夏教授當時適逢國外考察，故我仍舊決定向王唯農校長提出辭呈，辭掉為期三年的機械研究所所長職務，王校長極力挽留並將辭呈押到最後一天，希望我能再擔任一屆所長，但是我認為人生必有取捨，直到最後一天，王校長不得已同意我的請辭。於那時候我也才得知，原來王校長本身也患有肝病，當時他也曾向我表示，其實他本身也在思考人生取捨的問題，不久後王校長就確定已罹患肝癌請了長假，往後則少有機會與王校長再會面，直到王校長往生前一個月，才在偶然的一個機會裡碰到王校長。王校長逝世後，夏教授即接任成大校長一職，成大也走進了另一個階段。
民國68年，夏教授接任校長時，工研院正值改組性規劃，預計將金屬工業研究所、礦冶研究所以及工業研究所等三所重新整合成為工業技術研究院，並劃分為材料研究所、機械研究所、電子研究所、化工研究所及能源研究所等5所。當時在成大教授群中只邀請我參與工研院的重組規劃，擔任金屬加工組的召集人，故於工研院成立時，他們即邀請我擔任材料所副所長。
民國69年，我正式向夏教授(當時成大校長)呈請借調工研院擔任材料所副所長，同時我仍在成大研究所授課，直到兩年後才正式離開成大，專職材料所副所長。
民國74年長榮超合金開始籌組，進而轉入長榮集團，這就是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起源。
在這30年的過程裡，夏老師與我一直無間斷的保持聯繫，不只是在一開始的論文方面給予方向、觀念和結構上的指導，在人生與事業的規劃與考量，他也總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夏老師總是不忘提醒我為人處世需掌握的基本原則，不僅對外要圓融，對內更要思考周詳面面俱到。所以，對我來說，夏老師不單是指導我論文的老師，更是啟發我人生的導師。
【作者簡介】
作者陳興時，民國35年生，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五十六年）、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碩士（五十八年）、西德漢諾威工業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博士（六十四年）、美國ADL管理研究所企管碩士（七十五年）。
曾任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所長(民國六十四年至六十九年)、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研究所副所長(七十年至七十六)、七十六年後受聘轉任長榮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榮剛材料科技公司前身)，直至八十八年更名為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以及至今的榮剛集團董事長/總裁。期間獲選為成大傑出校友，並於九十八年帶領榮剛材料科技公司榮獲「中華民國第十九屆國家品質獎」，同年個人更獲頒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李國鼎管理獎章」。
陳興時董事長於擔任榮剛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長期間，同時致力於推動各產業相關領域等活動，因而在八十八年被推薦連續當選為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第四、五屆理事長至九十四年卸任。九十五年又獲當選為台灣鈦金屬協會第三屆理事長至今。此期間同時擔任工研院院友會南部分會會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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