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5日

航太系趙繼昌教授文稿


和而不同的夏校長
趙繼昌

    我來成大任教,擔任航太所創所所長是在夏校長任內。到台灣來從事航太高等教育,從來不是我的人生規劃。然而,人生常常就是那麼奇妙,一次偶然的「出軌」,命運就隨之改變;不經意栽的小樹,後來變成巍巍巨木,日後更演變成人們經常歇息納涼的落脚之處。

    航空系前系主任謝勝己教授曾於1981年到史丹福大學訪問,我因而認識了謝教授。後來謝教授力邀我來成大Sabbatical Leave,我在最後一刻改變原先計畫,於1982年至成大航空系擔任客座教授。八零年代正值台灣發展IDF戰機之初,但是當時台灣沒有航太研究所,如何培育人才發展國防工業實為一大隱憂。我在課餘之暇,寫了一封信給郝伯村先生(當時為參謀總長),力陳人才培育的重要性。沒想到竟蒙郝先生青睞,邀約至台北面談。這次面談種下了在成大創立航太研究所的種子;次年,航太所誔生,除了教育部提供教職員編制外,國防部出地,國科會補助國外合作經費,國防基金會提供大部分設備經費以及教授津貼與學生國防獎學金。一個龐大的新研究所就在一夕之間於成大忽焉誔生,對於成大學術領域的擴增是一大躍進;另外,由於三、四十位年輕教授的同時投入,在無形中替成大注入了一股新潮流,讓校園頓時活潑了許多。

  航太所的成立是負有時代任務的,因此教育人才的工作不能以一般系所成長的模式為之。為了快速發展成一流人才培育基地,政府特別成立了一個指導委員會,由李國鼎先生擔任主席,另聘請國科會副主委、教育部次長、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國防基金會執行長等擔任委員。夏校長為委員兼執行長,而我則為委員兼執行祕書。這個特殊的臨時任務編組,讓我和夏校長有更密切的合作關係,我也因為這「執行祕書」的頭銜,成為成大的一級主管(系主任為二級主管),參與了成大許多校務發展相關會議,得以認識國立大學裡的校務運作。

    1980年代的台灣校園吹起了一股李遠哲先生倡導的「教授治校」風潮。教授治校理念沒錯,但是如何實施,在民主與菁英領導之間達到平衡,往往須視時代環境與學術卓越目標而調整作法。八零年代的台灣國、私立大學,校長最大,開起校務會議時,少有教授敢挑戰領導權威,因此開會都很順利,有的甚至是校長「一言以蔽之」的情況。這股教授治校的風潮,首先在台大發起,先以同樂為名,成立「教授聯誼會」,集結民意,向學校發聲,並以校務會議作為主戰場。這股校園民主風也吹到了南台灣的成大,使得一向被認為「老實」的成大教授也開始議論紛紛,並且仿效台大也成立了教授聯誼會。當年航太系新進的二、三十位年輕教授幾乎全都同情「教授聯誼會」,有的甚至也是成大教授聯誼會的發起會員,積極投入「校園民主化」運動。這些教授聯誼會成員,曾來與我討論如何落實「教授治校」理念。我記得我當時特別託朋友在美國州立大學要來一些組織章程法規,供教授聯誼會參考。我雖在史丹福大學服務多年,但史丹福為私校,不太符合公立學校的背景。我以伊利諾大學的Faculty Senate為例,介紹教授如何參加校務,依法行事,讓學術自由與校務管理能互助尊重,不至於彼此對抗。夏校長大概不知道這個小故事,今天說出來,夏校長就會明白,當年航太系那群年輕教授,來自外國名校,意氣風發,但似乎還算穩重,沒有集體加入反校長行列。

  我個人生性懶散,不擅管理,也崇尚自由。在史丹福大學25年,習慣了史大的自由學風,也欽佩創始人史丹福先生的遠見與魄力,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史丹福大學由一個加州二流學校帶領成全美一流學府。在主管會議上我常有一些驚人之語,令夏校長尷尬。例如,我批評校長應該管一些大事,少花精神去管校園整潔的瑣事。但後來我發現,一個系如果厠所很臭,這個系一定不好。

  在航太系成立過程中,於夏校長領導下,我們共同完成了一些成大校園擴增的工作。第一個擴增的校地是現在自強校區航太系館座落的三公頃校地。第二個是歸仁校區二十二公頃土地,當年為航太實驗場的基地。第三個則為現在大學路與小東路之間的新自強校區九公頃土地。自強校區三公頃與九公頃校地為國防部割讓,歸仁校區則是台糖以3600萬售予成大,作為航太所籌建高速風洞與燃燒實驗室之用。自強校區九公頃校地在爭取過程中最為因難,折衝多時,後來還是以發展航太國防科技所需才說服國防部讓予成大。

  我與夏校長最後一次合作是1989年肇端的人造衛星計畫。該年夏校長為國科會主委,李煥為行政院長。我記得當初接獲夏校長電話,要三天之內寫一個人造衛星計畫摘要供行政院作為施政綱要,我立刻召集蕭飛賓、陸鵬舉二位教授草擬草案。參考全世界先進國家科技演進過程,我認為台灣應該以人造衛星發射為主軸,發展發射載具。這項主張引起當時台灣島內科學派的反對,學理科的人害怕自然科學發展經費會被人造衛星計畫如「吸金黑洞」般鯨吞;另外,部分國家高層也擔心美國的看法,認為人造衛星載具就是洲際彈道飛彈,太過敏感。這個原為「中華民國人造衛星發射計畫」的藍本,就硬生生被去掉兩個字,將「發射」拿掉,變成以酬載為主軸的「衛星」計晝。當初我身為召集人,挺身在新聞火線第一線,為計畫主軸辯解。我一生認為真理會愈辯愈明,在面臨關鍵性路線發展之爭時,應該說真話,將政治思考放在次位。我的學者作風,有時很令背後支援我的長官頭痛。好在不久夏先生就不做國科會主委了,由當時交大校長郭南宏接任,人造衛星計畫也正式轉入電機、通訊及太空科學人手中。這個被妥協扭曲的太空計畫到現在好像都沒有什麼具體成績,任務目標搖擺,人事紛爭不斷,太空計畫室也有隨時被裁撤的可能。

  夏先生退休後仍活力十足,投入新時代科技,發展台灣的網路事業,在NII做得有聲有色,為台灣的網路資訊化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我與夏先生的共事,小磨擦不斷,然而皆能共同完成大方向目標。現在回想起來,在共事過程中都是夏先生能容忍我,對事而不對人。夏先生行事風格,誠如古人所云:謙謙君子,和而不同。

  在夏先生八十大壽之際,特以此小文,恭祝夏先生身體健康,萬事順遂。



【作者簡介】

        作者趙繼昌,大陸中央大學航空系學士,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航空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力學博士。 

       曾任美國史丹福大學航太系教授、成大航太所創所所長、中華民國人造衛星計畫首任召集人、中華民國航太工業發展推動小組首任共同召集人、國防部科技顧問。現任美國史丹福大學航太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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